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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韩王二家之论伯夷叔齐

  西汉司马迁著《太史公书》(后名《史记》),此中的“传记”,实即主体部门。传记首以《伯夷传记第一》为题,所记之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变乱产生在殷周瓜代时期。后代论者对夷齐之行的评价以及对变乱的考据,可谓聚讼纷纭,仅此也足见《史记》之不朽,所表扬的夷齐精力的历史文明意义何其庞大,影响何其深远。《史记》之后,向来叙述伯夷叔齐而具典范意义者当数唐宋韩愈、王安石两家,本日再借以探究,对求真无疑无益。


  辉煌光耀的先秦文明之后有灿烂的唐宋时期,唐有韩愈作《伯夷颂》,宋有王安石著《三贤人》《伯夷》Ⅲ。王著对韩《颂》多有责难,正如厥后南宋朱熹所说:“荆公之论与此颂正相反,学者审之。”两家所见有显着统一处。而宋后种种人物包罗皇上王侯所论日就衰败,以致谬妄虚无。
  清代的乾隆天子“御评”云:“王安石谓伯夷叔齐扣马而谏,采薇而食,饿去世首阳诸事,皆无有者,据《孟子》以驳《史记》,亦具有见。”可见乾隆帝是附和王安石的。御评所谓“据孟子以驳史记”,此话当否?王安石之“驳史记”立意怎样?来由能否富足?韩愈《伯夷颂》有“大否则处”?为节流篇幅,且摘录《史记・伯夷传记》。
  夷齐“义不食周粟”事,在《史记・伯夷传记》中先见于“余悲伯夷之意,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”之后的一段:
  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,及父卒,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: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愿立而逃之。国人立此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,盍往归焉。及至,西伯卒。武王载木主,号为文王,东伐纣。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日曰:“父去世不葬,爰及兵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日: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,天下宗周,而伯夷叔齐耻之,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。
  这段叙说夷齐扣马而谏之责问“孝”与“仁”和太公所指称的“义人”,以及司马迁行文一定其“义不食周粟”,文中突出一个“义”字。可见,不敷言仁、孝,就难以称义。武王平殷乱而夷齐以为不义,以是耻之而不食周粟。仅此而言,正是《史记》所褒赞的古来的义行,由此亦可见富商时期的伦理看法。
  紧接以上“其传曰”这段,再说夷齐:
  及饿且去世,作歌。其辞曰:“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宁静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!”遂饿去世于首阳山。
  太史公以上所谓“其传曰”,指《韩诗外传》《吕氏年龄》所言;所引歌辞指未入《三百篇》的轶诗。这段轶诗歌辞,评释了夷齐的人生志向与叹息:
  若谓殷纣是暴君,则武王即暴臣,伐纣之究竟为君臣争取,当年之羲、农、虞、夏敦醇之风、禅让之道已埋没无存了,我们能归于那边?世道云云,生命也只能到此了。
  不�y明白,夷齐执着于崇高的信心与寻求,而神农尧舜禹之道既已幻灭,生命也就得到存在的意义。饿去世于首阳山,实为“去世义”。古来的义,正与仁、孝、忠、信等理念一体。孔子说:“小人喻于义,君子喻于利”(《论语・里仁》);“见利思义,见危受命”(《宪问》);“务民之义”(《雍也》);“小人以义为上”(《阳货》)……“义”是不受“利”所拘束,是崇高之士有志于斯的“道”,道义即高于生命的精力实体;及于行,是本身与大众共存的崇高品德。此时伯夷叔齐对义与利的态度十分光显,晓得本身已无缘于坐而论道、养尊处优。孔子歌颂“伯夷叔齐,古之贤人也。”贤人即为仁人。今后,孟子说到生与义这两种愿望统一时说“二者不行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”,便是承袭孔子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人,有杀身以成仁”这―信心而来,这正是缘于先民“仁义”的精良传统,更成了后代中原的高贵理念。
  这就不难明白孔子何故对危邦、无道颇有求全谴责,孟子更唾骂独夫、国蠹,五百年后的孔子孟子何故对周之代商不存贰言,而对夷齐之行却知之甚深,虔诚有加。
  孔子说: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,伯夷、叔齐与!”(《论语・微子》)孟子称“伯夷,圣之清者”(《孟子・万章下》),不止一次歌颂:“故闻伯夷之风者,顽夫廉,怯夫有发愤”(《孟子・经心下》《万章下》)。到晋人陶渊明作《感士不遇赋》,乃以伯夷与屈原共尊,与颜回同咏,并以“夷齐”为题作诗歌颂其“贞风凌俗,爰感怯夫”(《读史述九章・夷齐》)。
  再看韩愈《伯夷颂》:
  士之特立独行,适于义罢了。皆好汉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。
  这里起首一定夷齐“特立独行”的“义”。
  当殷之亡,周之兴,微子贤也,抱祭器而去之;武王、周公圣也,从天下贤士,与天下诸侯,而往攻之,未尝闻有非之者也。彼伯夷、叔齐者,乃独以为不行,殷既灭矣,天下宗周,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,饿去世而掉臂,繇是而言,夫岂有求而为哉!信道笃而自知明也。
  以上歌颂夷齐耻食周粟以抗争、笃信道义以自明。
  余故曰:彼伯夷者,特立独行,穷天地,亘万世,而掉臂者也。固然,微二子,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代矣。
  以上对夷齐之行高度评价且警忧后代。
  总之,《伯夷颂》是颂伯夷、叔齐“信道笃而自知明”之“特立笃行”,此之为“适于义”,即所谓“行而宜之之谓义”(《原道》),亦即“道义”“义行”。文末“微二子”云云,是忧及后代劣迹罕见,可谓不幸言中。
  今后无论中外汉学,正不乏持此“信道”“重义”的精力来对夷齐作解读与一定,如:
  (周)杀伐以要利,以此绍殷,因此乱易暴也。吾闻古之士,遭乎治世不避其任;遭乎浊世不为苟存。本日下暗,周德衰矣,与其垃乎周以漫吾身,不若避之以洁吾行。二子北行,至首阳之下而饿焉。
  固然,有周一代“郁郁乎文哉”(孔子语),代商而兴的是一个文明生长的朝代,应该是夷齐未及推测的。固然云云,先人仍旧对伯夷、叔齐赞同崇拜,这是由于夷齐之行乃植根于中华良好的传统文明,体现出中国士子不行玷污、抛弃的自在、独立之精力。
  《史记・伯夷传记》(中华书局1982年版)书影
  对此,《史记》本于史实,而谓“学者载籍极博,犹考信于六艺,诗书虽缺,然虞夏之文可知也”。除紧张的虞夏之文外,司马迁更遍读幸存的周初之宋鲁各侯国史料,《伯夷传记》所据史料自是确凿无疑。
  至如日本学者村尾元融说:“义不食周之粟,谓不仕周而食其禄,非谓不食周地所产之粟也。”此其小我私家之见,或为殷周兴替与夷齐之行所带来的狐疑之故;明人方孝孺云:“耻食其粟,独食其薇也,庸非周土之毛乎?谬甚。”这好像更因一己之狐疑而生疑古之辞,纵然意有所拜托,亦难免自谬。此两者不免对夷齐以去世义抗争的道义精力有所纰漏。至于厥后,出于政治必要而对夷齐之行毁谤诋诽,实即漠视社会历史究竟,已不在学术探究范畴了。
  对夷齐之行的剖析应有助于阐明韩愈《伯夷颂》的头脑精力。


  与韩愈《伯夷颂》绝对立的是明人方孝孺曩昔宋代王安石的实际。王安石并不认同孟子所称呼的“伯夷圣之清者”,却以为“三贤人”各滞于一端,皆不敷言圣、贤。以下对王安石《三贤人》摘录以作剖析。
  孟子论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皆曰贤人也,而又曰伯夷隘,柳下惠不恭,隘与不恭,贤人不由也。
  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,则恶在其为贤人哉?
  苟在于一端罢了,则不敷以为贤人也,岂孟子所谓贤人哉?
  王安石在《三贤人》中以为,孟子对夷齐的歌颂过当,夷齐不敷以称作“圣”“贤”。仅从以上摘文可见,此篇谈论已流于名谓观点之争,且于理不敷,实难免于局促。
  王安石另一文《伯夷》则指出司马迁与孟子之论有收支,多出了“扣马而谏”的记叙,故《史记》有误,从而韩愈《伯夷颂》援用《史记》也就有误,所谓“是大否则也”。实在,孟子之歌颂伯夷,本与司马迁之记叙夷齐之举动一体,而王安石欲据《孟子》以指出《史记》有误,又推及韩愈《伯夷颂》有失:
  韩子因之,亦为之颂,以为微二子,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代,是大否则也。
  这应是王安石擅长“辨博”所致的错误。而更为错误的,他在《伯夷》里竟论证夷齐不食周粟变乱“理有不存者也”:
  【夷齐】盖二老,所谓天下之大老,行年八十余,而年龄固已高矣。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,计亦数千里之远,文王之兴以致武王之世,岁亦不下十数,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,乃去世于北海邪?抑来而去世于门路邪?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敷以及武王之世而去世邪?如是而言伯夷,其亦理有不存者也。
  夷齐或去世于北海?去世于途中?抑或去世于未及武王伐纣之时?王安石把连本身都不克不及一定的揣测之辞(问句)作为论据了,可谓置《史记》于掉臂。立论不清,又以不实之辞作论据,这种推理显然荒诞。若夷齐之行“不存者”,其高风亮节也就无从谈起,《伯夷颂》也就“大否则”。这种“虚无论”在此不免滋长对道义精力的鄙视。清乾隆天子的《御评》赞同王安石此论不敷怪,可悲的是,清代也有汉学家赞同其说,真是应报了韩愈“微斯人”的叹息。
  总之,王安石《三贤人》与《伯夷》两文,用本日话说是有违逻辑的:不但其立意欠明;(毕竟要论证夷齐不敷以为圣贤,照旧要论证夷齐不食周粟变乱“理有不存者”?――含糊其词。)且其罔顾历史究竟,自难免专断臆说。
  下文再增补有关夷齐的故国与富商的史实,这更无益于对《史记・伯夷传记》文明意义的了解。
  “伯夷传记第一”标题之下有唐人司马贞的“索引”:“传记者,谓列叙人臣古迹,令可传于后代,故曰传记。”在“其传曰”背面就有对夷齐时期的叙写:“伯夷、叔齐,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,及父卒,叔齐让伯夷……”
  关于夷齐之父孤竹君及其国家,上引“传文”第一句,已有注明:“[索引]按:‘其传’盖《韩诗外传》及《吕氏年龄》也。其传云:孤竹君,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。相传至夷、齐之父……伯夷之国也,其君系墨胎氏。”
  孤竹君是商始祖契的子女。孤竹国建于夏初,与商族为同姓侯国,亲昵如一体。
  富商初始之地即在今之西南一代,当时其地正值天气暖和期,与孤竹同为晚期文明之地。夷齐时的孤竹仍占有太行以东、沿及渤海的广袤沃土,后称“殷时诸侯孤竹国也”。现在,从契至汤,至汤灭夏建商,孤竹传十四代,是商族南下立国在前方的强盛支助气力。
  富商之起于西南,可见于诗《商颂・玄鸟》:“版图千里,维民所止,肇域彼四海”,“景员维河”,阐明其权势西起太行,南至黄河,东至渤海,北至鸭绿江。(“河”,或说释“何”,窃以为是转义,即河。)又《商颂・长发》:“相土烈烈,外洋有截”。此“海”即渤海;参照《玄鸟》,知外洋即朝鲜,即纣时箕子率人远走之处。可见“版图千里”之外,亦自有孤竹国“维民所止”之地。��名觚竹者,今考古见于殷墟甲骨与铜器(1973年辽宁考古发明有“觚竹”铭文的青铜器“基”)。商纣之时,若孤竹王子要立于商之朝廷,自是常理。以是“孟子曰:‘[伯夷]当纣之时,居北海之滨,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,顽夫廉、怯夫有发愤。’”
  这是《伯夷颂》所本,仅以此,王安石的责难就错误了。
  再说夷齐兄弟让而“逃”,其出于“孝”“礼”,其时不是天下一日无君则国人遑遑的状态,以是厥后“国人立此中子”(《伯夷传记》)。无论“国人”指国城之内的“六乡之民”抑或举国之人,都只能阐明孤竹国人文状态的精良。这个国家,有着沿尧舜期间而来的淳朴之风。这个与富商系血亲的侯国,是伯夷叔齐生善于斯的文明国家,夷齐宁愿居北海(应即渤海)之滨,也不肯立于善人(纣)之朝,以此也可见孔孟谓之“圣之清者”。至“闻西伯昌善养老,盖往归焉”(按:盖或作盍,读为盖更好)是道理中事,路遥而逢武王率兵攻伐,至有扣马而谏、有“不食周粟”等以去世抗争的言行。


  以上论及孤竹国与富商干系之及于夷齐之行,有助于对韩王两家之文的评析。以下再增补殷、周干系之及于夷齐之行。
  《竹书编年》:“武乙三十四年(约公元前1142年),周王季向来朝;文丁四年(约前1138年),周王季命(奉命)为牧师。”是说殷王武乙之年,王季(季历,周文王父)以属国到富商朝贡;文丁时被任命为牧师(主畜牧)。厥后,王季“困而去世”,其子
  伯夷(商末周初)画像(选自宋・李唐《采薇图》,藏北京故宫博物院)
  叔齐(商末周初)画像(选自宋・李唐《采薇图,藏北京故宫博物院)
  (周文王姬昌)接替父职。《楚辞・天问》:“伯昌号衰,秉鞭作牧。”文王姬昌名声未振,固然只能服从当下官。厥后,文王遭谮而被纣囚于�h里,如《吕氏年龄・首时》所说:“王季历困而去世,文王苦之,有不忘�h里之丑,时未可也。”文王更需屈心抑志谨事遵从。
  《吕氏年龄・顺民》:“文王处比方事纣,上贡必适,祭奠必敬,纣喜,命文王为西伯。”文王幸亏失掉商纣宥免,还失掉方伯官职。文王更为不绝表现效忠富商,周三世事殷,至武王不懈。如高诱注:“文王得归,乃筑灵台,作玉门,相女童击钟鼓,誓不与纣异同也。”说文王祭奠反复且为发“誓”不怀异心,由是愈加失掉商纣信托。
  由此亦可见盟誓相沿古久,至今官方赌神发咒之俗犹存。可想这在殷周之时,应是极为神圣的事,那是敬神祖、取信义的尊严典礼。
  关于“文王期间的殷周干系”,徐中舒老师以周原甲骨作了精炼考据。比方甲骨卜辞:
  癸巳彝文武帝乙宗,贞,王其邵(昭)祝成唐(汤),将御服二女(母)。其彝盟牡三豚三,西又正。
  按徐中舒老师已有的甲文释字,再通其粗心:癸巳日(祭典),用贵重彝器盛酒以敬祀富商历代先王,贞问以祷告成汤神佑,且以三祭(将、御、服)之礼以敬成汤两位夫妇。以牡豚沥血以誓。西又正(佐助祭奠者署名)。这是文王与纣臣共行祭礼立誓效忠富商的记叙。(按:窃以为署名“西又正”者,不是周臣,应是到临祀典的纣臣。)据周原甲骨所见,受祭者除殷王成汤外,另有太甲作为名王受祭。据《孟子・公孙丑上》:“由汤至于武丁,圣贤之君六七作。”由此可推知周原甲文所纪录的,另有其他富商受祭者。甲文中,尚有周文王拜受殷王赐命为周方伯等仪式的卜辞。
  总之,富商期间所信仰的忠、孝、信、义,是厥后中华传统文明精力的焦点内容。汉时人还说“夏尚忠,殷尚鬼,周尚文”,殷人凡事祷告,敬拜天主,对盟誓几近于神灵。此征象古人似应穷究其涵义。
  《史记・殷本纪》说:(纣赐文王)“弓矢斧钺使得征伐,为西伯。”《左传・襄公四年》说:(文王)“率殷之叛国以事纣”。在周原创建富商宗庙,周国以催促迫使诸小国配合效忠富商,光明正大扩大气力。《尚书大传》纪录文王伐密须、伐崇;《竹书编年》纪录“帝辛二十四年,周师取耆及邗。”是说文王以方伯之名征伐,西至甘肃以西,东至陕西以南,及河南,达四川。《史记・楚世家》说“鬻熊事文王早卒”,阐明江汉、巴蜀之地,已渐次归周。显然其志不在掠富劫财,着实扩地聚众。以是《史记・周本纪》说:“盖王瑞自太王兴”。
  对“王瑞自太王兴”语,今世学者缪文远在《殷周之际史迹之检验》中说:“吾师徐中舒对此有精当表明……盖周之王业实自太王迁岐始,岐在渭水河谷,地皮丰沃,宜于农事,南接褒斜,可通江、汉、巴、蜀,周人骤得此而国势始强,因而肇立翦灭富商之底子”。同时,我们得顺带指出,文王的办法对其时江河道域大邦小国农业生长有利,使黄帝尧舜以来以农兴国之风不减。“孔子曰:‘三分天下有其二,以服事殷,周之德,可谓至德也已。’”说的正是文王此时。由此可见,夷齐不以路遥而赴周,应是心向往之。
  至文王殁,武王率诸侯伐纣,对殷来说,可谓突发变乱。《史记・殷本纪》:“周武王之东伐至明津,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。”而此时殷纣还以为铁打山河。《商书・西伯戡黎》:“西伯既戡黎,祖尹恐,奔告于王……王曰:‘我生不有命在天?’”纣王对大兵压境的音讯决不相信,犹自沉酗拒谏。
  至此,这个绵延七百年的朝代到昏暴的殷纣时闭幕了。
  这个七百年的朝代,是一个“文明柔美耽于抱负”,“钟鼎彝器之多与精,更见当时代文明水平之高”(钱穆《国史纲要》)的朝代。
  武王伐纣、商周易代的历史,或无益于阐明夷齐之行。其“及饿且去世,作歌”中所叹息的“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”,唐人司马贞《索引》早有阐明:“谓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纣之暴主,而不自知其非矣。”
  《左传・桓公二年》:“武王克商,迁九鼎于雒邑,义士犹或非之。”先人对克商之事,多持异见;对夷齐之行,态度自有差别。相异趣者如唐宋韩愈和王安石之论,尚需深化研讨。
  武王克商五百年后,孔子竟说:“而丘也,殷人也。”(《礼记・檀弓上》)自居为富商苗裔,谓“殷礼,吾能言之”,“行夏之时,乘殷之辂”;谓《韶》“精美绝伦”而谓《武》“尽美矣,未尽善也”。可见倡言忠恕、信仰仁爱的孔子对历史文明的情感,对夷齐精力的崇拜。由此,不难明白,子贡问教师“伯夷叔齐奈何人也”,能否有所悔“怨”?孔子答复“求仁而得仁,又何怨乎?”现在,夷齐相让不作国君,不立善人纣王之朝,赴周而去世于节义,实即“求仁得仁。”孔子是最早、最为深知夷齐之行的人。
  孔子百年之后,孟子说过“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。”�s对伯夷叔齐虔诚有加。孔子卒后四百年,司马迁有煌煌巨著《史记》,“伯夷传记第一”实为不朽篇章。
  今后,至唐宋韩王二家论伯夷叔齐又是千年了。千年复千年,秃笔本日说韩王二家之论夷齐,仅为对夷齐精力作探究。我以为,“一朝封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”的韩愈,作《伯夷颂》,虽意有抒发而作品警世精力难得;其作《原道》《原性》《师说》等数十篇,可见其重人文教诲,且为贫苦生民行了很多善事。又以为,“梦回金殿风景别,吟到银河月影低”的王安石,作《三贤人》《伯夷》,虽“谈论高奇,能以辨博济其说”,却“果于自用”;其训释《诗》《书》《周礼》,以“新义”“颁之学官”,虽意在改易更革,却形成“赋敛愈重,天下骚然矣”。这些话或有关韩、王的创作,但只能系于专门探究领域了。
  本文落笔,想起孙中山老师所说“旷观中国有史以来文明兴旺之迹”背面的一句话:“周曩昔为一前进时期,周当前为一退步时期。”窃以为,这周当前的中华精力文明演进,好像可以在宋代同等条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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